台中地院法官張淵森投書一家電子報，以「我必須成為吹哨者」為題，批警方不當利用簡訊實聯制資訊，使疫情指揮中心「僅作為疫調使用」的承諾淪為口號。他表示，審查刑事局聲請的搜索票，發現警方利用嫌犯的「簡訊實聯制」掌握鎖定嫌犯行蹤，要求指揮中心應積極面對，修正改進。

張淵森表示，指揮中心向國人保證簡訊「只作為疫調使用」，警方同一時間卻用此掌控嫌犯行蹤，顯示指揮中心沒有約束電信公司，不得提供其他機關調取簡訊。

張淵森說，縱使簡訊由法官核發調取票、或依通訊監察取得，也是違反民眾信任，就算是偵查犯罪，也不能合理化不當利用的事實；指揮中心應檢討、確保電信公司不得基於防疫目的之外，提供簡訊資料給任何機關。

針對上述論點，彰化地檢署陳姓檢察官不表認同，陳檢昨在臉書PO文表示，除非警方取得簡訊實聯制的內容，是沒有基於刑事訴訟法、通保法的規定，而是非法取得，才會有問題；如果警方是合法取得簡訊實聯制的內容，當然是合法調查行為，取得的內容當然有證據能力。

陳檢表示，刑事訴訟法、通保法沒有限定不能取得簡訊實聯制的內容，行政機關所謂不做其他使用，是指行政機關不做其他使用，無法限制依照法律的規定取得。

指揮中心固然保障簡訊實聯制的簡訊只做防疫目的使用，但因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、21條允許目的外利用，且簡訊屬於通信資料，故檢警若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規定因犯罪偵查目的而調取通訊監察書，即屬於上開個資法規定之合法目的外利用此一防疫簡訊，且為合法調查，應認為具有證據能力，故若須貫徹限於防疫目的使用，應對個資法予以修正，以求目的拘束原則之確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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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新聞出處：【自由時報 2021/06/20】